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物联网快速渗透，尤其是2007 年以来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促进了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当前，数字技术创新日新月异，数字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拐点，融入现代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等正在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每天要看邮件、信息和微信，然后决定做什么；出行有时需要通过“滴滴”约车；购票要通过网络订购；看病常常通过网络预约；购物常常用“淘宝”；过节要在微信上发红包；等等。不仅超市、大商场可以扫二维码消费，出租车司机、早市的小商贩，甚至沿街乞讨的，也用支付二维码。人们的经济活动正在步入无现金时代，数字化推动着科技加速进步，新兴产业的发展和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越来越依托数字化。这一切都表明，数字经济时代已经来临。
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加拿大学者泰普斯科特1995年出版的《数据时代的经济学》和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1996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两位学者深入研究了互联网的出现对经济社会的冲击与影响。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到数字经济时代，并前瞻性地提出了各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路线图，包括数字化创意开发、数字化流程实施、数字化产品设计、数字化制造和营销、数字支持型产品销售等方法。2016年9月，在G20杭州峰会上，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在这个倡议中，将数字经济定义为：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从G20的定义可以看出，数据现在已经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经济学上，“关键生产要素”是划分经济阶段的重要标准。比如，当土地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时，就有了农业技术革命，人类进入农业经济时代；当机器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时，就有了工业技术革命，人类进入工业经济时代；当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时，就有了信息技术革命，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是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新形态，既包括传统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改进升级，也包括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的发展壮大。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大势，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保持经济中高速增长、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驱动力量。
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工作，主要为国家宏观决策提供咨询和服务。在宏观经济领域，我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制定正确的发展方向、发展目标、发展道路，这非常重要，唯有如此，才能建立适应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服务结构，从而确保宏观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有优、长期持续、高质发展。而制定科学合理的宏观决策，必须依靠大数据技术的运用，这是宏观经济决策必不可少的支撑。我们进行宏观经济决策，需要充分掌握十几亿人的各种各样的需求及变化，需要掌握数以亿计的市场主体和数以百万计的企业情况和动向，如果没有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的运用，要想全面了解这些情况和信息，那是无法想象的。只有充分运用大数据，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前保持主动，科学决策，才能制定并实施正确的产业政策、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从而确保宏观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早在2016 年10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我们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部署，需要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我下面谈谈对数字经济的一些认识。
数字经济有三大支柱，即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提供巨量数据资源，云计算提供数据资源使用方式，互联网提供数据资源传输路径，这三者共同作用，构成了数字经济系统。依托这三大支柱，数字经济深刻影响着经济活动及其运行机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以万亿的网络节点迅猛增加，并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进而提升着整个经济网络的效用和福利水平。
从消费领域看，消费者“主权”正在回归，消费者行为改变深刻影响了市场结构，主要表现在，数字化消费模式打破了传统的“产品研发——生产——消费——消费者”这个单向链条，生产者的价值创造活动需要以消费者为中心，紧密围绕消费者开展，消费者对产品及其服务越来越具有定价权、选择权、评价权，越来越拥有对产品生产设计的参与权和主导权，拥有产品全价值链活动中的话语权。
从生产领域看，生产呈现边际收益递增规律: 在以信息、数据为投入要素的生产中，边际收益呈现递增规律，其原因是，数据、信息等生产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由于这一特性，在既定生产投入基础上，数字产品及其服务的产出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遭遇边际成本递增，这就使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向外大大扩展边际成本不断降低。
从市场结构看，也在发生深刻变化：创新性技术及其广泛应用，催生出更专业化社会分工体系，催生出更丰富的运行机制，并促进中间产品和最终消费品细分，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新兴信息技术手段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问题，甚至有可能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缩减生产环节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偏差，有助于实现消费者剩余及整个社会帕累托改进；在某些细分的差异性产品市场，市场结构可能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的状态，并呈现出很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以上是从微观层面分析的，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经济体系是社会经济活动各环节、各层面、各领域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囊括产业体系、市场体系、收入分配体系、区域发展体系、绿色发展体系、开放体系和经济体制等。数字经济正在影响和改变着整个经济体系。
伴随着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技术创新投入持续加大，信息技术、人力资源优势逐渐显现，全球互联网企业30强中，中国企业占据10席，仅次于美国，在移动支付、共享经济、无人驾驶、语音识别、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已经站在世界前沿。据一些研究报告测算，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7.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超过20.3%，显著高于当年GDP增速，占GDP比重达到32.9%，同比提升2.6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带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2017 年我国数字经济对GDP的贡献为55%，接近甚至超越了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数字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将在现代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数字经济还面临一些制约瓶颈。其中既存在需求侧数字化基础薄弱的问题，也存在供给侧平台支撑能力不足问题，另外还有一些环境问题有待完善。
一是数字化基础薄弱。
一些企业达到3.0 水平，但大部分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仍处于2.0 阶段。多数企业数字化水平较低，网络化、智能化演进基础薄弱，高端工业传感器、工业控制系统、关键工业软件等基本被国外垄断。
是平台支撑不足。
我国工业互联网平台起步较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平台商业成熟度存在一定差距，龙头企业缺乏核心能力薄弱，生态相对滞后。
三是安全隐患突出。
公共互联网病毒、木马、高级持续性攻击等网络威胁，正在对我国制造、金融、交通、能源等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领域传导和渗透，一旦遭受网络攻击，可能引发重大网络安全事件，严重威胁着我国经济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
四是环境有待优化。
由于准入门槛低，经营者良莠不齐，网络售假等经营不规范现象时有发生，侵犯消费者权益。不正当竞争隐患浮现。在电子商务、网络租约车、移动支付等领域，超大型互联网平台占据强势地位，强制商家进行“二选一”等行为，引发社会各界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忧虑。数据保护风险也在加大。等等。
从全球范围看，各经济体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比如美国的工业互联网、德国的工业4．0 等，均在争夺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发展制高点。形势比人强，我国必须推进数字经济繁荣发展，必须在国际竞争中推动数字经济再上一个台阶，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并着力推动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建设数字中国、网络强国、航天强国、制造强国、质量强国、智慧社会等现代化经济体系强国目标，首要的是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这就需要着力从供给和需求两端打造制造业云共享平台。在供给端，在确保国家机密前提下，需要将政府各部门有关制造业的政策、环境、行业技术标准、环保要求、调控等信息全面数字化，尽量提供给制造业云共享平台，增强政府透明度，尽可能地将企业获得政府及公共机构信息的成本大幅降低，直至为零。支持企业在确保商业机密、知识产权前提下，将技术、工艺、产品规格、质量、成本、利润等信息数字化，提供给制造云共享平台，以利于企业掌握行业状况，相互借鉴学习，共同提高，科学决策，避免市场混乱、无序竞争。
二是推动工业互联网建设应用。
要进一步加快网络基础设施演进升级，面向企业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需求，全面部署IPv6，加快5G 商用进程，推进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建设。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从供给侧和需求侧两端发力，加快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推广，形成多层次、系统化的平台发展体系，促进工业全要素连接和资源优化配置。还要加快工业互联网应用推广，开展面向不同行业和场景的应用创新，提升大型企业工业互联网创新和应用水平，加快中小企业工业互联网应用普及，实现“建平台”与“用平台”双向迭代、互促共进。
三是加快构建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
数字经济在制造等领域的广泛渗透推广，需要有统一的智能制造标准，避免建设过程标准不一，条块分割。我国于2015年年底发布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建设指南(2015版)》，2016年8月成立了国家智能制造标准化协调推进组、总体组和专家咨询组，按照“共性先立、急用先行”的立项原则，首批7 项智能制造标准立项，建议加快立项进程，尽快构建较为完善的智能制造标准体系，培育本土智能制造综合解决方案提供商。同时，积极参与全球智能制造标准制定，当前德、美正在共同探讨工业4.0参考架构模型(ＲAMI4.0)和工业互联网参考架构(IIＲA)的一致性，最终形成统一的全球框架，我国应发挥制造规模、信息技术、大数据技术等综合优势，与德、美两国开展合作，寻求在全球框架中的参与权与话语权。
四是提升企业数字化水平。
数字化是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要着力解决企业数字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加快形成贯通全流程全领域的数据链条。需要加快数字化技术、装备、系统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进一步提升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和数字化生产设备联网率。大力推动企业内网改造，继续推进连接中小企业的专线建设，提升企业研发、设计、生产、销售、服务网络化水平。大力发展智能工厂，加强企业间网络化协同，发展大规模个性化定制，推动产品联网与远程服务，创新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和商业范式。
五是完善政策环境。
着力营造规范有序、包容审慎、鼓励创新的发展环境。要制定完善适应数字经济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产业发展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网络安全法》。要推动事前监管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强化互联网思维，充分利用大数据，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自主和开放、管理和服务的关系，统筹推进网络与信息安全技术手段建设，全面提升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数据、个人信息等安全保障能力。
六是加强要素保障。
不断提高数字经济人才资源全球化培养、全球化配置水平，加快培育一批国际化人才。要引导互联网企业和制造型企业联合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在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具体项目中培养锻炼人才。引导高校增设相关专业和方向，加强应用型技能型人才培养，增强相关人力资源供给。提高制造业工人数字化素质，引导制造业企业通过短期培训、继续教育等方式，对基层工人进行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等实操性培训，降低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推广普及中的基层阻力。
还要加大国家专项资金研发支持力度，引导产业投资基金更多地投向关键领域和短板领域，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鼓励金融机构、大企业为中小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定向贷款、供应链金融等服务。构建全国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稳步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加强政企数据对接和互动合作，形成覆盖全国、统筹利用的数据共享大平台。制定数据资源确权、流通、交易相关制度，健全市场发展机制，引导数据有序流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