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北京作为古都，始终被人视为“风水宝地”，其方言主要是在元、明、清三朝形成的。随着时代的变迁，那些陈腐过时的方言逐渐消失，已少有人用了；而有些方言则至今却仍有一定生命力，如礼仪用语“贵姓”、“借光”、“宝地”、“府上”等，这大概也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或流传罢。不过，北京方言也一直有所发展和变化，如解放前多称呼人为“先生、小姐”，解放后的五六十年代，统称为“同志”了；七十年代以后，多称为“师傅”，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人又改称人为“先生、小姐”了。
其实，北京方言是生活在大杂院、小胡同里的下层市民生活中的日常用语，因而多带有一种“市井味”。故此，在那些公文、报告、讲话中也极少使用方言。但北京方言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被大量使用，并形成了一批成就斐然的京派京味作家。故无论从元代的杂剧，还是到近代的话剧，其中皆伴有方言:尤其是小说，作品中的北京方言更被广泛使用。
这其中，话剧以老舍的《茶馆》、《龙须沟》，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为代表；小说以曹雪芹的《红楼梦》、老舍的《骆驼祥子》、《四世同堂》、《正红旗下》为代表；此外，还有现代作家邓友梅的《那五》、《烟壶》，汪曾祺的《安乐居》、《晚饭后的故事》，韩少华的《少管家前传》、陈建功的《找乐》、刘心武的《钟鼓楼》等，都可称之为京派作家中的代表作；作家刘恒的《贫嘴张大民》，更是把北京方言运用得活灵活现。倘若这些京派作家失去了“京味”，恐怕也便失去了独特风格，失去了典型性，也便没有了生命力。正因这些作家写的是北京人、北京事，作品中的北京方言带有浓郁而独特的“京味儿”，才使他们的作品有了很强的生命力。著名红学家俞伯平先生在论述《红楼梦》的语言艺术时曾说:“《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因此，他由衷地赞美说:“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
古都北京，美轮美奂，应该说，其独特的京腔京韵北京话，也是这座古都的特色风貌之一。
